中評社╱題：新時代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實現路徑及影響因素 作者：海澤龍（濟南），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兩岸關係與青年發展研究院院長、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艾洪宇（濟南），山東青年政治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與行政學專業學生
【摘要】在國家統一、民族復興及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香港地區的青年政治參與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和影響。就新時代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實現路徑而言，主要涵蓋以下幾個方面：意願與熱情日趨理性客觀的選舉投票、從單純關注政治效能轉向追求務實社會價值的政治結社、從熱衷於政治爭議轉向務實理性的政治集會。就新時代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影響因素來說，則主要包括：掌握強大公共權力要素的香港特區管治機構、日趨法治化和理性化的社會政治生態環境以及作為政治參與內在主因的香港青年個體。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互聯網的普及與智能手機的廣泛使用，作為當代社會重要組成以及未來社會各項建設的生力軍、主力軍，青年對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發展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對國家統一、民族復興與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確地認識香港地區青年政治參與的作用與價值，已成為推動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歷史征程需要深入探討和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對此，本文嘗試專項探討新時代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實現路徑及其影響因素，以期“拋磚引玉”，豐富“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助力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進程。
一、新時代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研究的作用及意義
（一）香港地區“一國兩制”對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有重要而特殊的影響
作為“一國兩制”政策從政治理論到具體實踐的首次應用，香港於1997年7月回歸祖國；參考香港地區的“一國兩制”，澳門地區也隨後於1999年回到祖國懷抱。香港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成為中國聯繫國際社會、推動地區與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窗口，地位特殊而重要；更為現實的是，為最終妥善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一國兩制”首先應用於解決香港地區的回歸，其“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理論與實踐，不止與“一國兩制”這一重要的國策息息相關，更是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海峽兩岸完全統一纍積寶貴的理論與實踐經驗。鑒於海峽兩岸統一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家三大歷史任務之一，與之關聯的台灣問題關係國家統一進程，也關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理論與實踐，因此可以說，香港地區的“一國兩制”對國家統一及民族復興有重要而特殊的影響。
經過長達四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新時代的中國正面臨著國際社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迅速融入世界并深刻影響著國際戰略格局的發展演變。與此同時，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分化組合，一些國家和政治勢力出於地緣政治及其本國的一己私利，時常藉助香港問題、台灣問題等在國際社會設置議題、製造麻煩，特別是藉口2019年以部分香港青年為先鋒和主力的“修例風波”，不斷大肆攻擊“一國兩制”在香港地區的具體實踐。這實際也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落實及海峽兩岸的完全統一增添了一定程度的障礙。
在現實中，歷經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奮鬥，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輝煌成就，“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具體實踐也因2020年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法規的出台而邁進新的歷史階段。簡言之，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也更有信心與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這不僅是香港地區落實“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充實“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重要而寶貴的新機遇，更是新時代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全體中國人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
（二）新時代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研究的重要現實基礎
在香港地區，隨著香港回歸祖國懷抱以及“一國兩制”在香港具體實踐的二十多年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理念在香港落地生根；香港的經濟更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扶助之下，以廣東及內地廣袤腹地為重要依托，總體保持著較高速度的發展，“一國兩制”也成為香港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重要標志。
近年來，雖然受到國際經濟周期性動蕩特別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強烈衝擊，但香港經濟已經逐步深刻嵌入包括廣東大灣區在內的內地經濟的迅猛發展佈局，香港與大灣區經濟社會的一體化進程加快，其依托內地豐富的資源禀賦、廣大的市場空間、良好的基礎設施等，使得自身的發展動力更為強勁，包括粵港澳大橋的修建對大灣區物資流通、人員流動、資源調配的進一步提速，更是助力大灣區的經濟整合進程。“香港走出疫情陰霾，已然重新出發。經濟運行企穩復蘇，行業發展日漸活躍。”2023年8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曾在社交平台表示，香港“整體經濟穩定向好，市民更加開心，社會更有希望”。①在2024年10月16日發表的香港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後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李家超進一步表示，特區政府將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國家強國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②國際競爭力持續增強、數字化經濟轉型增速、資本信心穩步上升……香港社會正釋放著巨大的創造力及發展活力。
作為香港現實社會的重要組成與未來社會各項建設的生力軍、主力軍，香港地區的各界青年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機遇。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步被克服與經濟的進一步開放，同時也因為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及其落實，阻礙香港自身發展的重要法律缺失得以順利充實和完善，曾經因非法“占中”及“修例風波”而受到衝擊的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香港各界民衆的政治認同、身份認同也隨著香港相關法律法規的逐步完善及其具體落實而日益回歸正確的軌道。
（三）香港青年政治參與影響“一國兩制”的探索與實踐
現代政治生活中，包括青年民衆在內的政治參與作為公民的重要政治行為日益受到不同國家和地區各界學者的廣泛關注。③就概念而言，作為政治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與理論方向，所謂“政治參與”是普通公民通過一定的方式影響政治權力體系及公共政治生活的行為，也是現代社會包括青年民衆在內的各界民衆成為“政治人”的必要途徑，④其因為具有政治性的“權力利益”而格外重要。
在現代社會，政治參與涉及不同的社會階層或社會群體圍繞著“凝聚共識（合法性）或標識分歧（偏好衝突）”而發生的諸如投票選舉、政治集會、政治運動等各類政治行為。與“政治參與”相應，所謂“青年政治參與”則是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青年民衆通過各種合法方式，參加各類政治生活，并影響政治體系的內容構成、運行方式、運行規則、政策制定及政策實施的各類行為。同樣與之相應，就青年政治參與的主要方式而言，包括選舉投票，與政黨、利益團體等建立聯繫或參與其活動，在政治機構擔任公職，參與政治討論、政治運動，進行政治對話等。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⑤作為中國香港地區當前社會的重要組成，也是香港地區未來社會各項建設及“一國兩制”具體實踐的生力軍、主力軍，香港青年在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及“一國兩制”具體實踐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也對豐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與國家統一發揮著獨特而重要的影響。尤為重要的是，歷經2019年香港地區部分青年在外部干涉勢力的支持與縱容下作為先鋒和主力掀起所謂“修例風波”，香港地區涉及國家安全領域的法律法規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得以不斷完善與實施，這無疑也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未來兩岸統一提供了鮮活的實踐案例與有價值的具體探索。
質言之，香港地區的青年政治參與是香港各界青年相關利益訴求和政治權利得以維護及實現的重要方式，反映著也影響著香港地區各界青年在當地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和政治發展，影響“一國兩制”香港模式及“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與實踐。
二、新時代香港地區青年政治參與實現路徑
（一）選舉投票：意願與熱情日趨理性客觀
2020年6月以來，隨著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頒布及其落實、香港特區管治主體產生方式的變革，香港特區各級治理體系落實“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具體實踐進一步深入。各類選舉投票已經成為香港青年與特區政府及各方政治勢力之間制度化互動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途徑。
自1997年回歸後，包括廣大青年在內的香港居民的政治身份，隨之發生了從英國“二等公民”向特區主人與管理者的根本改變。然而，鑒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地區的首創性，同時也為了較大程度保持香港地區經濟、社會、法律等領域的高度自治，香港回歸這種根本性憲制的重大改變并未在包括青年在內的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體現。⑥需要指出的是，素有“撤退專業戶”之稱的英國為對回歸後的香港繼續保持其政治影響，在法治、教育等領域埋了不少“釘子”。回歸後香港社會的“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也衝淡了包括青年在內的香港民衆對回歸所引發的憲制巨變的政治認知，也使得培育包括青年在內的香港民衆通過選舉投票等提升政治認同、國家認同帶來一定障礙。
在此背景下，緣起於2014年香港部分青年的非法“占中”，集中爆發於2019年的“修例風波”，香港部分反對派特別是其青年“意見領袖”利用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的缺失，不斷勾聯外部干涉勢力，縱容香港“廢青”與“黑暴”勢力，把本應理性、客觀、有序的青年政治參與，操弄成為暴力示威甚至打砸搶燒，衝擊香港經濟社會發展。這些政治勢力藉助香港“廢青”的政治參與的衝擊，把相關選舉投票“上綱上綫”，操弄香港地區的各級議會運作，大肆炒作“直接選舉”議題，反而忽略了各類選舉投票本應關注的民生事務與發展議題。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區政府積極穩妥地處理了香港青年為政治參與主體的“修例風波”，進而對香港地區有關國家安全的法律法規不斷充實和完善，使得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發展邁入一個新的時期。
2023年12月10日，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屆區議會選舉進行投票。特區政府依法依規組織選舉事務，有關政團、社團和人士踴躍參選，各參選人積極展開競選工程。119萬多選民參與投票，以實際行動回擊了那些對此次選舉的各類詆毀及抹黑，“這是一次推動民主優化提升的選舉”⑦。參選人來自不同政團社團、不同群體階層，充分展現多元化、專業化、年輕化。此次選舉中，所有地方選區的選舉、地區委員會界別的選舉，都存在著激烈的競爭。在地方選區的選舉中，每區平均近4名候選人競爭2個席位；地區委員會界別選舉方面，228人競爭18區總共176個席位。候選人不僅在選舉過程中要拼能力、拼政綱，即便依法當選履職後，還要根據《2023年區議會（修訂）條例》接受履職情況的相關監督。
這次選舉是香港地區的區議會制度重塑之後的首次實踐，其選舉過程和選舉結果受多方認可，標志著香港青年也隨之逐步擺脫過去政治亂象，愛國愛港力量得以進一步夯實。
（二）政治結社：從關注政治效能轉向務實社會價值
對香港青年而言，其政治結社形成的各類組織可以是專門關注某些特殊的利益或特定的方向（如關注學生權益的香港“學聯”），也可能致力於社會公共利益（如針對弱勢群體、環境保護、文化遺產保護的各類公益性組織）。鑒於香港對政黨存在排斥心理及政治運作慣例，基於非政黨的各類政治組織、政治社團成為香港較常見的政治結社現象。
就香港青年群體而言，鑒於其內部結構複雜、分化明顯，價值取向較為多元，不同組織之間的組織形式、政治訴求彼此差異明顯，因此香港各類青年政治組織及政治社團規模呈分散狀態，涉及青年各類經濟社會訴求、帶有較強政治意味的事務性與功能性的青年組織及青年社團相對較多。據香港中文大學2023年3月的民調顯示，45.4%的受訪市民認為當前香港青年社會上升的機會不足，僅有17.5%的受訪者認為機會足够。⑧這種經濟權利與民生訴求的不滿時常會轉變為青年政治參與的重要動力，也導致特區政府引導和規範青年政治參與方向的難度加大：
一方面，香港青年群體及青年政治結社的諸多特徵使得特區政府如何引導青年政治參與服務香港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的工作更具挑戰性。由於香港部分媒體的負面宣傳、特區學校有關中國歷史的通識教育缺失、美英等外部勢力的干擾等原因，部分香港青年在身份認同、國家認同等出現偏差，其青年政治結社的政治性與對抗性較強，更有甚者直接走到香港特區政府的對立面，在“占中運動”、“修例風波”中不惜采取激進行為。如作為香港地區重要的青年政治組織，香港“學聯”在“占中運動”中，慫恿甚至脅迫部分高校的青年學生參與，以至於學生數量占到該運動總人數的26%。⑨“修例風波”爆發後，在香港“學聯”策動下，同樣有大量青年學生參與，部分高校教師也以不同形式介入。一組數字最令人痛惜：截至2020年3月初，在參與暴亂而被香港警方拘捕的7700多人中，學生占了四成，當中超過一半是大學生；18歲以下涉嫌刑事毀壞的被捕人士，在2019年6月至7月占整體的5%，而至2020年1月已逾50%。⑩
另一方面，團結、引導香港青年進行包括政治結社在內的青年政治參與，關係到香港青年自身的政治成長與政治發展，也關係到香港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及其發展。近幾年來，就香港地區而言，鑒於其經濟社會發展高度依賴金融、旅游等第三產業，本應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的第二產業即製造業嚴重缺失，加之房價高企引發“籠屋”等民生問題日漸突顯，部分底層香港青年面臨就業困難、薪資降低、生活開支較高等困境，而“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利益固化及社會流動性減弱等問題也一直困擾香港”⑪。這種狀況會使香港各界青年對自身的職業規劃、對香港的未來產生消極的認知與預期，甚至不可避免地對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及治理方式產生不滿。
因此，有觀點認為，存在青年發展道路狹窄等問題的“二號香港”與擁有獨特優勢的“一號香港”的均衡發展，⑫才能使得香港青年政治結社所積存的針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類不滿與“政治戾氣”及時消除，進而藉助包括政治結社、選舉投票在內的青年政治參與，強化香港青年的身份歸屬即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青年公民，轉向正向、積極的國家認同、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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